離開銅川已經(jīng)十年了。
在百里之外的西安城凝望瑕思這塊土地，心中常常泛起一股淡淡的惆悵。問過許多離開銅川的人別時的感受，大多興高而又采烈。因為，畢竟那是一座山溝里的城市，缺乏光鮮，缺乏新穎，不舒展，不挺拔。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更廣闊，更有用武之地，更容易大有作為。
我離開銅川時的情感是復雜的，談不上高興，也不是戀戀不舍。因那是一種被動或者無奈的選擇。但按一般人的理解是好事，上調(diào)到了省城。我理所當然的接受了祝賀，也種下了隱隱的遺憾。我生于斯，長于斯，除了中學畢業(yè)后，有兩三年的時間在南參加襄渝鐵路建設外，工作的基本時間都在于斯。我的祖籍是河南鄭州，但對于鄭州的概念，僅僅只是父輩一堆模糊的敘說，或者是幾個親戚的代名詞。即就有那么一兩個機會，走近那座熱烈喧囂的中原名城，也產(chǎn)生不了親切感。而銅川，我閉上眼睛能從南頭走到北頭。它的溝溝岔岔，就像是我溫暖的發(fā)發(fā)稍稍，它輝煌而又凝重的歷史，就像是我家族鮮活的伸手可觸的往事。在外面，別人問起我是那里人，我會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銅川。在一個陌生的場合，只要聽到銅川二字，我立即會像觸電一樣，打一個激靈。銅川，可以說，它已經(jīng)溶入到了我的血液中，滲透到了我的骨骼中。我的思維，我的行為，我的意志走向，無不接受它的影響，帶有它的基因。
十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期間，或者開會，或者探親，公事私事，我回過銅川許多次，當年那種主人的感覺似乎從來不曾離去。有人介紹我在銅川以外的單位或者身份時，我總有一種怪怪的負疚的感覺，好象我虧欠這座城市什么一樣的。我想，對于銅川的情結，對于銅川人身份的認同，決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淡化；或者，換句話說，工作崗位變動了，戶籍更改了，但一顆心，卻不曾離開，永永遠遠的嵌在了這塊土地上。
這多年，銅川的自我介紹，自我宣傳，力度很大，外面的許多人都了解了銅川，知道了藥王孫思邈，知道了一代書圣柳公權，知道了照金革命根據(jù)地，知道了耀州窯和耀州青瓷，知道了玉華宮和玄奘。
對于銅川的發(fā)展與提升，我為它高興；對于銅川拂去塵埃之后的靚麗形象，我為它驕傲。但銅川的真性情，真品格；絕非宣傳鼓吹文字上所描述的那樣簡單，那樣表象。我歷來反對改革開放之后如何騰飛如何躍進之類千篇一律的宣教說辭，銅川今天的成績，絕非在松軟的沙灘上筑建大廈，它有它成長的堅實基礎和必然 邏輯。源于它的精神、氣質(zhì)和性格。
位于銅川老城的礦工紀念碑
銅川曾經(jīng)被稱為煤城，因為煤的緣故，銅川早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有了鐵路，直接連通中國鐵路的南北大動脈隴海線；路的意義，對于一個地區(qū)經(jīng)濟的促進，面貌的改善，不言而喻。銅川因此連接著四面八方，也因此呼吸著四面八方。中國是古老的農(nóng)業(yè)大國，銅川卻似乎一步就跨進了工業(yè)社會。一問世就以工業(yè)城市的形象呈現(xiàn)。路對于人的視野開闊，意義也不言而喻。我小學時，同班同學地理知識似乎都很豐富。一個小小的原因就是小孩愛玩煙盒，收集煙盒的最佳地點就是火車站的旅客候車室和廣場。煙盒上，大家知道了上海，知道了東北，知道了南洋，知道了古巴；也知道了廣州很熱，因為從那兒來的人穿的很薄，蘇州的松子糖是當?shù)靥禺a(chǎn)，因為他們拿來送人。火車站候車室一面墻上還有一個大大的全國鐵路示意圖，銅川在全國的坐標一目了然。
銅川早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就建了市，歸省直轄。那時候，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陜西也就是西安。其余如寶雞，咸陽等一類，雖然它們的地盤很大，也曾經(jīng)有當過城市的輝煌歷史。但那時只能委屈的稱為地區(qū)。既然是城市，銅川也就自覺用城市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從那時起，銅川就有了公共汽車，有了交通警察，有了霓虹燈，有了體育場，有了文化宮和俱樂部。還辦了報紙和電臺，七一路銅川電影院跟前，甚至還有了一家現(xiàn)在看起來也有幾分時尚的咖啡店。
因為煤的緣故，銅川在幾十年的時間里，聚集起了許許多多的人，河南的，山東的，安徽的，東北的，上海的，江蘇的，等等等等，他們中有為生計逃荒到此的，有響應國家號召支援大西北到此的，有大中專學生復轉軍人分配工作到此的，譬如受過毛主席十三次接見過的全國勞動模范張金聚、和鐵人王進喜一同受周恩來總理接見的救火女英雄馮玉萍就來自河南，寫過著名歌詞《唱支山歌給黨聽》的姚曉舟就來自江西?？傊?，五湖四海，形形色色。這些人在銅川安了家，也帶來了他們家鄉(xiāng)的文化。各地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再加上本土文化的融會，就形成了銅川包容與開放的胸襟。
銅川雖然只有幾十萬人，但城鎮(zhèn)人口的比例很高。在兩元社會結構的當時，銅川的優(yōu)越與分量是顯而易見的；銅川的煤礦大都在山溝里，職工和家屬動輒上萬人，自然而然就是一個個小城鎮(zhèn)。城鎮(zhèn)的生活對周邊農(nóng)村的帶動和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今，深化改革，中國正在轟轟烈烈推動城鎮(zhèn)化發(fā)展，銅川很早就得了先手。雖然昨天和今天意義有所不同，但實際的效果應相差不遠。
2005年底，位于銅川的世界上最后一部蒸汽機頭即將終止使用，吸引了世界媒體關注
那時候，銅川煤礦是西北地區(qū)最大的煤礦，銅川礦務局下轄的王石凹煤礦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lián)援建中國的156個工業(yè)項目之一，下轄的陳家山煤礦現(xiàn)代化程度在全國煤礦中屈指可數(shù)。地理課本上贊譽銅川是渭北的黑腰帶。烏黑的煤炭，每天源源不斷的從銅川運往全國各地。那時候，陜北神府的煤炭還在地下睡覺，渭南地區(qū)的澄合，韓城煤礦，在銅川面前只是小弟弟。1965年，中國工業(yè)搞托拉斯，成立渭北煤炭工業(yè)公司，銅川是老大，公司自然而然就設在銅川。煤炭是工業(yè)的食糧，那時候的銅川只要一打噴嚏，陜西乃至西北的工業(yè)就要感冒。文化革命時，為確保銅川煤炭工業(yè)的正常生產(chǎn)，中央專門為銅川下過幾個文件；有一陣子，煤炭生產(chǎn)不正常，省上的領導常往銅川跑，一來就是催煤。銅川因此肩負的責任很重，具體的生產(chǎn)，生活，常常和國家的大事情聯(lián)系在一起。
耀縣水泥廠
那時候，銅川還有亞洲最大的水泥廠，名字不太響亮，耀縣水泥廠，但來頭卻很大，據(jù)說是德國人幫助設計建造的。當年，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南京長江大橋、葛洲壩水利工程，用的水泥就是耀縣水泥廠生產(chǎn)的。修襄渝鐵路時，我們打拱、打邊墻，用的也是耀縣水泥廠的水泥。它標號高，質(zhì)量穩(wěn)定。為此，我還向一同施工的鐵道兵多次炫耀過。耀縣水泥得益于銅川上好的石灰?guī)r。以耀縣水泥廠為龍頭，銅川漆水河沿岸，大大小小矗立了十幾座水泥廠，銅川還是陜西最重要的建材基地。
銅川還有幾個軍工企業(yè)，叫幾號幾號信箱，和銅川的煤礦以及耀縣水泥廠一樣，歸北京的什么什么部管，統(tǒng)稱中央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干部的交流任用，工作任務的下達安排，乃至于學習參觀、文藝匯演等等，都是全國性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陜北神府煤田開發(fā)時，第一批職工，就應國家煤炭部安排由銅川礦務局選派的。屬國家行為。因此，職工們說起行業(yè)的事，討論問題或分析問題，總是站在全國的高度，一個個指點江山，神采飛揚，頗有身在山溝，胸載天下的氣度。這樣一種精神狀態(tài)直接影響和塑造了銅川人的性格和境界。
如今，中國的許多城市都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道上奔跑，競爭帶來的無限活力是顯而易見的。但當年的計劃經(jīng)濟并非一無是處。把計劃經(jīng)濟妖魔化是政治上的短視和淺薄，是歷史虛無主義。銅川的發(fā)展壯大成型，起步于計劃經(jīng)濟時期，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別的不說，僅僅說知識的流動，幾十年里，到銅川工作的大中專學生有多少，我手頭缺乏資料，無法說清，但很多很多該是沒錯的，記憶中僅我工作過的一家企業(yè)才幾百人，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就有十幾人，文革的特定歲月里甚至不乏清華、哈軍工等著名院校的畢業(yè)生。盡管那是時代的錯誤，大材小用，但歪打正著，客觀上卻武裝和幫助了銅川。如果說勞力者們艱苦的勞作是為筑建中的銅川大廈添磚加瓦的話，聰明和智慧的勞心者們就是藍圖的設計者，是建筑師，是遠景的引路人。
無論何時何地，知識和文化永遠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進步與發(fā)展的動力與方向盤。銅川當然不能例外。
銅川新區(qū)的開發(fā)是新時期銅川再一次騰飛的杰作與樣板，但它的醞釀，卻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那個時期銅川的領導者，絕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分配到銅川工作的大中專學生們。
銅川注定是創(chuàng)造的。
1949年共和國成立時，銅川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山區(qū)小縣，煤炭雖然發(fā)現(xiàn)很早，但規(guī)模算不上很大，公私混雜，缺乏整合。那時的文化行政中心在北關老縣城。從北關往南走，除五里鋪火車站附近稍熱鬧一點，其它地方人煙稀少，大白天甚至能見到狼的活動。隨著新中國大規(guī)模工業(yè)建設的展開，銅川的前途開始廣闊起來，狹窄的山溝已經(jīng)容納不下它無限的想象，于是，它的文化行政中心南移到了十里鋪，隨之十里鋪也改名叫了紅旗街。從北關到紅旗街，有十多里長，許多機關單位、醫(yī)院學校、服務業(yè)等沿著這條路，分布開來。一時間，狼跑了，人來了，生氣勃勃，熱氣騰騰，十里長街的稱呼也由此叫開。
銅川人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城市。這個華麗的轉身，從1949年到1958年，連皮帶毛，只用了十年。
銅川注定也是貢獻的。
銅川王石凹煤礦舊照
幾十年間，銅川為國家奉獻了多少煤炭，多少建材，當然有統(tǒng)計數(shù)字。但數(shù)字再長，再多，也僅僅是一堆冰冷的數(shù)字。冰冷的數(shù)字后面是活動的人。一代又一代的建設者，包括自己，包括兒孫，全部給了銅川。銅川成了永遠的家。
煤炭生產(chǎn)是高危行業(yè)，還有許許多多的矽肺和傷殘者。劇烈的咳嗽、拐杖、輪椅與他們終生為伴。
如今，走上銅川的山梁，尤其貼著煤礦的溝溝岔岔，密布著的礦工墳墓，常常讓人震撼。他們把自己的一切一切，全部獻給了這片土地。這些墳墓，有的有墓碑，記述著死者遠方的籍貫，有些連墓碑也沒有。只有無言的風，吹拂著墳上的野草，在蒼莽背景的陪襯下，顯現(xiàn)出幾分蒼涼與悲壯。
銅川的衰落與委頓似乎在一個清晨。
第一是煤沒人要了，甚至比黃土還要賤；煤炭企業(yè)的管理也從中央下到了地方。一個以煤為生以煤為榮的城市突然失去了舊日的風景?；蛘呤袌鼋?jīng)濟，或者資源枯竭，所有的驕傲和矜持不再，一個嚴峻的牽涉生存危機并由此繁衍的的種種問題，擺到了銅川人的面前；第二正經(jīng)八百的高校畢業(yè)學生，各種各樣的原因，愿意到銅川工作的人不多了。各種各樣的人才，紛紛從銅川流失。僅文藝界，就一百多人。每個人都是一顆樹，集合起來就是森林。缺乏人材儲備的城市，很難期待有未來，有希望。不可否認，人才的流動，是社會發(fā)展的大趨勢，但自身缺乏吸引力，畢竟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如果說上述的第一第二是改革或發(fā)展必須要吞咽的苦果，那么，銅川通往西安的客運火車突然的停運，則是銅川歷史上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銅川曾經(jīng)交通發(fā)達，左攀西安，右牽陜北，是一肩擔南北的交通樞紐。那時，陜北沒有鐵路，公路也不寬暢，陜北人進省城，或者外地人去陜北，包括大批生產(chǎn)生活物資的運送，銅川是必經(jīng)之地。于是，有了必需的旅店，有了必需的飯館，有了必需的物資中轉站，有了必需的客運汽車和貨運汽車。甚至，三輪車和架子車也蓬蓬勃勃。
今日銅川火車站外景
銅川火車站繁榮帶來的需求不斷的向四面八方蔓延。五十年代火車站跟前有了一座叫做服務大樓的建筑，六十年代有了一座叫五一飯店的建筑，七十年代有了一座叫延安飯店的建筑。最鼎盛時期，銅川火車站廣場，每天人頭攢動，人聲鼎沸，一天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
1969年，北京知識青年下鄉(xiāng)陜北，就是在銅川火車站下的車。然后，在銅川休息一晚，再分乘汽車，繼續(xù)北行。北京知識青年下火車時，銅川組織了幾萬市民和學生歡迎，街道兩側站滿了人。我們學校集體組織去，我也站在了人堆中。這批北京知識青年中，就有習近平總書記以及一大批當今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的中堅力量與精英。他們一水的藍棉襖、藍棉猴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銅川的鐵路貨運也了得，龐大的鐵路貨場，總是滿滿登登；一列列運煤的列車，每天不停歇的，嘶吼著駛向遠方。一眨眼，陜北有了鐵路，有了高速公路，銅川再不是必須的中轉站，再不是喧鬧的陸路碼頭。風駛電摯的各色汽車從銅川擦身而過，一聲歡快的喇叭，銅川就被甩到了身后。
銅川人來往西安，首選也是快捷便當?shù)墓房瓦\大巴。
銅川火車站曾經(jīng)是西安鐵路局四個最重要的一等站之一，風光最盛的時候，西安鐵路局專門在銅川設立了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專司協(xié)調(diào)銅川鐵路運輸、機務、水電、列檢等部門的工作。為了保持銅川火車站的地位，西安鐵路局曾先后將耀縣、梅家坪、富平等車站劃歸銅川火車站，以增加它的實力；以后，又成立了銅川車務段，賦予它更大的管轄權。
但運輸資源的衰減，無可阻擋，銅川鐵路的頹勢也必然無可阻擋。包括原來專門從事銅川北部煤礦拉煤的省銅川汽車運輸公司，其盛況也早成了昨日黃花。交通的進步乃是社會的進步，歷史的進步，但對于銅川，只是一頁昨天溫暖的回憶，只是一聲今日復雜的慨嘆。
直至今天，銅川還有許多人，不甘心也不愿意接受這種現(xiàn)實，他們運用各種方式呼吁，要求恢復銅川的鐵路客運。無論如何，社會怎么發(fā)展，汽車也代替不了火車。
銅川新區(qū)夜景
曾幾何時，許多人反復設計這樣的命題：銅川怎么了，銅川的沉淪，難道是命定的氣數(shù)。
銅川，按行政區(qū)劃，轄一縣三區(qū)，即宜君縣、印臺區(qū)、王益區(qū)，耀州區(qū)。陜西的十個地市中，銅川最小，不及周邊渭南市的五分之一。既就1958年銅川剛建市時，統(tǒng)轄富平縣，銅川也很小，但在我的心目中，卻沒有銅川小的概念，多少年了，我始終覺得銅川很大，近乎于偉大。無論從經(jīng)濟的貢獻上，無論從文化的意義上，銅川都可以當之無愧稱之為偉大。
一顆樹，葉子凋零了，依舊是樹。衰落與委頓，只應該算是一種表淺的認識，我寧愿把它看作銅川發(fā)展中的又一個機遇，一個再創(chuàng)業(yè)的契機，一個思索未來的拐點。
銅川的架子不倒，就說明魂還在，風骨還在。
我遇到過幾個人，研究歷史文化，常常引經(jīng)據(jù)典，證明耀縣曾統(tǒng)領過銅川，或者某個時期行政形態(tài)如何如何，銅川以前叫同官，銅川應該就此定位等等。
其實，行政區(qū)域的分分合合，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只是統(tǒng)治的方便與需要。銅川統(tǒng)領富平時，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就成了銅川人；銅川煤礦鼎盛時，礦井延伸到了當時并不屬于銅川的宜君縣和渭南地區(qū)的白水縣、蒲城縣。辛亥革命先驅井勿幕一直宣傳是蒲城人，如今，他的家鄉(xiāng)那一帶，卻劃歸了銅川。
亙古不變的，是這塊土地。名字，僅僅是個符號。如同古頻陽，如同古耀州，如同古美原。銅川有幸，成了這塊土地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甚至更遠世紀的名片。
（本文榮獲第二屆銅川市重大文藝精品榮譽獎。作者劉新中為陜西省銅川市人，著名詩人、作家）
責任編輯：周彥榮 編輯：郝 龍
